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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應該能注意到，就是11月16日的中美首腦會晤當天有一句“看到老朋友我感到很高興”，這個老朋友說的是現(xiàn)任的美國總統(tǒng)拜登；很多人也許會感到驚訝，拜登為什么是我們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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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否衰落取決于美國，除了自己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打敗中國
2021-11-22 11:22 上傳
這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拜登在擔任總統(tǒng)之前實際上前后有4次訪問中國，分別是在1979年、2001年、2011年、2013年，雖然說中國社會輿論對拜登的評價并不高。
甚至認為他還不如特朗普，但實際情況要比這更加復雜，而拜登作為美國的建制派總統(tǒng)也天然地受到中國的歡迎，因為即使在今天，仍有很多人憧憬回到過去那個所謂“正常的中美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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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的建制派雖然仍然與中國存在部分矛盾，但實際上他們上臺對中國的威脅是不如特朗普的。
并且對于美國社會而言，建制派才是真正代表著未來的。盡管特朗普擁有一個極其穩(wěn)固的基本盤，并且其政策也卓爾有效，但實際上損害也是不小的，甚至某種程度上會否定美國自二戰(zhàn)結束之后社會人文的一切發(fā)展成果。
如果說中美之間真的存在和平共存、共同繁榮的可能性，那么這種可能性只有在美國的民主黨建制派在臺上時才可能實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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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的話讓特朗普以及其代表的美國共和黨上臺，那么中美關系的合作性還剩下多少就值得懷疑了。
對于今天的美國而言，是否衰落，美國能否走向真正的未來，能否完成國族建構，這些都取決于他們自己了，其實與中國的關系不大。
雖然特朗普在臺上的時候?qū)⒁磺绣e誤歸結到中國身上，但這種歸因本身也是錯的，就算打倒了中國，幾十年美國現(xiàn)在的問題也仍然會繼續(xù)發(fā)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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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出在哪呢？
這涉及到一個東西方文化的根本區(qū)別，表面上看是“因信稱義”與“因行稱義”的區(qū)別，但深層次其實是社會發(fā)展水平的區(qū)別。
西方社會存在一個根深蒂固，幾千年都沒有解決的頑疾，可以稱為“人籍問題”，簡而言之，就是一個人的人權是怎么來的？何種情況下可以剝奪其人權？
這個問題牽扯到整個社會的一切。比如說，當一個由許多人構成的組織內(nèi)部出現(xiàn)分歧的時候，該怎么辦？當組織的分歧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意見上的分裂將勢必帶來行動上的分裂，組織將失去協(xié)調(diào)行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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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下要如何讓組織恢復運作？其實在2000年前多年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就完全解決了。
儒家思想給出了一個答案：一個人的人權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被剝奪，所以我們提倡“求同存異”。而西方傳統(tǒng)上的邏輯是大為不同的，走的是另一條更加原始的路線：消滅異見者。
這在很多問題上都有體現(xiàn)，比如說中世紀時期歐洲的教會以及基督教國家可以合法地燒死異教徒，但在地球另一邊的中國，宗教從來就沒有掀起過什么風浪，以宗教為基礎去剝奪他人人權并對其進行處置的行為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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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在中國，儒家思想替代了宗教的地位，但實際情況比這更復雜，因為這中間就涉及到“人籍問題”。在組織內(nèi)消滅異見者有一個大前提，就是要讓沒有這一行為非直接相關的其他人接受這個做法。
否則的話消滅異見者的行為將導致更多人對組織產(chǎn)生質(zhì)疑，結果就是消滅了一個異見者，冒出來兩個異見者，最終組織內(nèi)部的不同聲音越來越多，組織徹底瓦解。
而要統(tǒng)一多數(shù)人意見，并且消滅少數(shù)存在極端矛盾的異見者，就需要在此之前剝奪異見者們的人權，也就是說將其進行批判，進行“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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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比到今天的司法體系，就是法官對犯人進行定罪并作出判決，在此之后才能對犯人進行處置。人籍問題的根本，就在于進行這種定罪的門檻在哪里？權力在誰手中？
在蠻荒時代，秩序尚未建立的時候，定罪沒有門檻，相互指責即可完成定罪，每個人都擁有定罪的權利，只是說他人是否認同取決于他人的看法。
在社會漫長發(fā)展的過程中，所有社會都經(jīng)歷了一個“將定罪權集中”的過程。在中國，儒家思想提出了“忠孝仁義”等概念組成的一整套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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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罪權則被道德標準嚴格限制，有違這一套道德標準的人會被定罪。而在西方，沒有哪一個大思想家提出過類似的概念，很長一段時間里“定罪權”是分散且靈活存在與社會大范圍內(nèi)的。
所以后來基督教、伊斯蘭教出現(xiàn)在西方世界的合理性就體現(xiàn)了出來，有違基督教教義者將被視為異教徒并進行定罪，在這個時候，教會拿走了定罪權。
這種做法是否荒謬其實并不重要，但將定罪權集中并且以一套標注為指導運行，這本身相比起定罪權四散于整個社會，所有人無止境地內(nèi)斗而言，已經(jīng)是一種巨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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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這種解決辦法相比起中國社會的而言是極為落后的，因為定罪權被完全地集中在了少數(shù)人，也就是宗教人士手中，而宗教人士們則與掌握權力的少數(shù)人狼狽為奸，控制了整個社會。
中世紀乃至于到近代，歐洲很多國家在王位繼承上都有“長子做國王，次子做主教”的習俗，這就是很直接的體現(xiàn)，在這個體系中國王一方面代表了精英階層，另一方面代表了國家運行的暴力力量，而主教代表了社會價值觀，以及定罪權。
這與在中國的情況是不同的，因為在中國，定罪權被集中在了儒家思想為代表的社會主流價值觀手中，所有人其實都對此有解釋權，定罪權同樣是廣泛分散于社會，但標準卻高度統(tǒng)一，比如說大家都認可欠債還錢殺人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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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中國社會，沒有人能夠隨意地為他人定罪，除非被定罪者自己作出了嚴重有違規(guī)則的事情；而在西方，僅僅是被指認為異教徒，就已經(jīng)足夠被送上絞刑架了。
這種社會思潮與發(fā)展水平上的巨大差異，實際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相比歐洲實際上更低一些的土地承載力，卻在歷史上幾乎所有時期保持著比歐洲更多的人口？
因為我們的社會發(fā)展到了一個更加包容的階段，社會內(nèi)部的斗爭激烈程度相比西方很低，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傾軋雖然仍然存在，但更多地被限制在一個良性競爭的范圍內(n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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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西方那種動不動就互相指責異教徒、開除人籍，剝奪人權，并用暴力隨意處置的做法，中國社會已經(jīng)是非常太平了。
所以說到這里，就能理解為什么西方人如此驕傲于他們口中的“民主”、“自由”。實際上，“民主”與“自由”，在中國人與西方人眼中是完全不同的意義。
在我們看來，這不過是一個口號、價值觀，但在西方人看來，這幾乎是他們確保自己不被他人剝奪人權的保障?，F(xiàn)在回過頭看，為什么特朗普會說“即使我在第五大道開槍殺人也不會影響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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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這樣有權力的人，是真的可以為所欲為的。所以相比起特朗普與共和黨這些在文化思潮、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等各個方面都更加保守的勢力，拜登與其代表的民主黨確實對中國威脅更小。
盡管他們嘴上說的民主、自由并不是我們理解的那些真正的民主與自由。但是，如果說美國社會最終仍然選擇了特朗普，他們的國運也就到此為止了，因為這等同于否認了自1945年之后將近80年時間美國社會文化與思想發(fā)展的一切成果。
美國在整個西方社會的領導者地位也將不復存在，其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將一落千丈，在所有人眼中變成第二個法西斯的納粹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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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所有人都希望他們能夠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這樣才不會把全世界拉入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并且最終從表面的民主一步步邁向真正的民主，但這個選擇是他們自己來做的，我們沒辦法干預。
而對于中國來說，我們面臨的威脅也同樣不小，相比起外部的安全威脅，內(nèi)部的要更加嚴重。現(xiàn)在沒有人會對2020年代的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給予多么高的期待。
或者說，可能絕大多數(shù)人都認為國家的未來非常光明，但不會認為自己的前途有多么好。2020年代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增速很可能會進一步降低，而對于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已經(jīng)將經(jīng)濟發(fā)展增速作為一切衡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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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于將其作為“絕對價值評判標準”的中國而言，經(jīng)濟發(fā)展放緩帶來的負面影響將是極為嚴重的，只不過是現(xiàn)在才剛剛開始，很多人還沒有覺得特別肉疼罷了。
試想下吧，當我們對建國以后幾十年的歷史，根據(jù)經(jīng)濟發(fā)展速度對改開前后給予截然不同評價的同時，我們也在塑造著一種新的價值觀：無論國家是否富強、無論民生好壞，經(jīng)濟發(fā)展放緩就是原罪。
其實真要說起來，過去四十年中國的發(fā)展成果，很大程度上是我們優(yōu)秀國民性的直接體現(xiàn)，沒有哪一個國家擁有如此勤勞、樸實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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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工人日以繼夜地工作，拿著并不高的報酬，農(nóng)民工從內(nèi)地的老家來到沿海城市，為國家的經(jīng)濟發(fā)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但最終他們中沒有多少人能夠留在自己奉獻了青春的地方，但即使如此他們也任勞任怨。
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工業(yè)化發(fā)展一直都依靠農(nóng)業(yè)剪刀差積累資本，但我們的農(nóng)民卻一直記得國家的好，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知識分子看來也許是平庸、愚昧的，但他們確實是為了國家的發(fā)展奉獻了一切，甚至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但這些東西在未來將不復存在，國際化的過程本身也在改變著中國社會，我們優(yōu)秀的國民性正在被涌入的各種新事物給沖抵掉，新一代的年輕人再也不可能像前輩們那樣任勞任怨、無怨無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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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因為計劃生育政策的施行，新一代年輕人的人口數(shù)量相比50、60、70后那三代人要少許多，為改開后前三四十年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作奉獻的一代人正在逐步退出勞動市場，逐步走入墓地。
而在此之后我們過去引以為傲的人口紅利將不復存在，未來二十年中國社會的老齡化程度將越來越嚴重。君子之澤，三世而衰，五世而斬。簡單地根據(jù)現(xiàn)狀評估未來是大多數(shù)人的一貫做法。
但這樣得出的判斷并不可靠，沒有人能保證，過去四十年的發(fā)展經(jīng)驗真的能作為未來發(fā)展的指導思想。我們在一段時間內(nèi)曾鼓吹“素質(zhì)教育”，搞得好像只要人口質(zhì)量不要人口數(shù)量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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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數(shù)量同樣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對于近代將近兩百年以來經(jīng)歷了許多磨難的中國而言，如果我們沒有龐大的人口與廣袤的領土，我們應該是撐不到今天的。
過去的四十年時間，全世界都低估了中國，也包括我們自己，最終取得了巨大發(fā)展成果的中國正在成為西方學者們爭相研究的對象。
他們驚訝于：一個已經(jīng)事實上處于秩序邊緣極度落后的國家憑什么能在這么短的時間里重回國際秩序的中心；未來不會有人再低估中國了，這是一個好消息，也是一個壞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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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我們不會自我懷疑，而壞在我們的敵人不會再犯下自大的錯誤?，F(xiàn)在中國真的擺脫外部安全威脅了嗎？其實不盡然，看上去我們面臨的國際形勢已經(jīng)比較安全，但其實仍然是暗藏殺機的。
因為中國是東亞世界的中心，各種意義上，對于西方殖民者而言，只有在徹底打倒中國之后，他們對現(xiàn)在東亞世界實質(zhì)上的殖民統(tǒng)治才稱得上穩(wěn)固。
否則的話他們會一直擔心，崛起的中國重建起東亞世界的新秩序，將他們的殖民地變成自己的盟國。這就意味著，就算我們自己沒有那么多想法，但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就必然會面對來自西方整體性的警惕甚至于敵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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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那么多原因，只因為我們是一個統(tǒng)一的擁有十多億人口與廣袤領土以及穩(wěn)定秩序，強大組織力的國家。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時候中國是非常弱小的。
但1945年戰(zhàn)爭結束，我們在聯(lián)合國常任理事國卻幾乎是“天上掉下來”一樣占據(jù)了一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那個時候朝鮮戰(zhàn)爭還沒有爆發(fā)，代表中國形象的國民黨軍隊在戰(zhàn)場上表現(xiàn)糟糕。
被后勤薄弱且兵員素質(zhì)已經(jīng)極其低下的日軍在1944年大敗于河南、湖南、廣西三地。但即使如此，我們也是聯(lián)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這是根深蒂固難以改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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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國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未知階段，再也沒有哪個國家能給我們提供先例作參考了。如果說未來我們無法維持住現(xiàn)有的發(fā)展勢頭，那么三四十年后我們會發(fā)現(xiàn)過去二十年的發(fā)展成果都不過是回光返照，最后的掙扎。
而能夠決定我們命運的，只有我們自己，歷史上的中國曾經(jīng)逃避過作為東亞世界領導者的職責，拒絕抵抗西方的殖民入侵，并在近代變成了西方殖民的目標，這一次中國絕對不能逃避這份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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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十年我們已經(jīng)走出了邁向秩序中心的一步，我們沒有后退的空間，因為一旦后退就只會后退到1997年那一步。所以，肅清內(nèi)部敵人，為未來的發(fā)展找到新的增量，以我們自己為中心，將整個東亞整合起來。
這是中國未來的命運，趁整個西方還沒動員起來，趁美國內(nèi)部還忙于政治斗爭，歐盟還處于分裂，2020年代的這種禮樂崩壞、秩序混亂的國際局面是中國最好的戰(zhàn)略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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